股市數學，由“智力殘障者”指揮股民，我無法適應，所以要辭職。
八，十多年來，同一公司，國內高價股，國外低價股，給誰獻媚？到底誰更有錢？
增發(fā)配股，價格奇高！且不出錢的，決定出錢者的命運！出錢者的權利是：聽令或開溜。專家說“用腳投票”是好事！股民“割肉走人”而專家身心不疼，于是大說風涼話！掏錢多少，還在其次；更糟的：公司拿錢送給別人“玩”，還說“利好”！拿走錢，不還錢，說以股抵債！1元股權抵消10元債務！最糟的：錢弄沒了！公司垮臺了！老板卷款逃跑了！公司是誰監(jiān)管的？咋監(jiān)管的？公德法律安在？這種“錢要多掏，事情要少知，啥事都不管”的股東，實在難當！當了高價股東，只能得到古怪信息；這種狀況讓我無法適應，因此我要辭職。
九，組織管理學認為：公司(企業(yè))是“輸入=〉轉換=〉輸出”經濟組織系統(tǒng)。股東輸給公司資金與信心。經過公司轉換，輸給股民的，若變成虧損與傷心，該公司肯定垮臺！股市是“輸入=〉轉換=〉輸出”的社會經濟系統(tǒng)工程，比單個公司更復雜。股民輸入資金與信心，若總輸出虧損與傷心，而股市卻高叫：股市從來不缺錢！股市是信心市場！這些呼喊，絕對是鬼叫！
股市把股民資金轉換沒了，還說股市大發(fā)展；股市把股民的信心轉變成傷心了，還說股市空前大好；這辦的叫啥股市！這種“你大好，我糟糕；專家說優(yōu)化，而我總被劣化”的實際結果，是我犯傻？還是專家糊涂？十多年股市整體上是在吞噬資金，坑害股民！若對整體沒有整體判斷，這算哪門子專家！缺乏整體認識，強迫他人叫好，讓我很不適應，所以我要辭職。
十，我從小受的教育是：多檢討自己不足，少尋找別人差錯。
因此常做自我檢討。文革更是：革別人的命，必先革自己的命！
于是上山下鄉(xiāng)，屯墾戍邊。以后上大學，到企業(yè)；當成為大學老師時，正碰上全面西化與“知識分子是皮還是毛”的討論。從軍墾戰(zhàn)士，到大學老師，成了“從皮到毛”的過程！實在無法想通，于是重回企業(yè)。而企業(yè)多被官員和輿論戲耍：今天要你這樣，明天要你那樣！于是投奔政府機關。到了政府，深感官員減少，能降低內耗，提高效率。便響應號召，提前退休！如今在股市八九年了。但仍常做自我檢討。通過檢討，我知道自己是“永遠跟不上形勢”那種人。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可能也如此。
股市也不例外：短線熱炒，跟不上股評變化；長線持股，跟不上經濟股市反方向變化。經濟每年增長9%，4年累計多少？同期科技股30多元變成不到10元，累計多少？《十年大牛市》的作者與出版商，如今在哪兒發(fā)財？這些吹牛比58年大躍進如何？
社會歷史經驗表明：從來是“吹牛者升官，負責者倒霉”。我不去埋怨吹牛人，貶斥他們不能顯出我的偉大，因為他們不是“偉大的名人”。我所遺憾的是：為何當時不讓我和這些“偉大的謊言家”辯論？難道我的“言論自由”被沒收了！也許是好心人對我保護：與四人幫爭辯者多很慘。與股市吹牛爭辯，大概也不會有好下場！我檢討：股市變化太快，我變化太慢。
股市變化，不需要理由；而我變化，必須找借口。我不明白：股市到底有沒有道德？我指是公德，不是私德。對某人或某群團好，可說私德。只要對公眾和社會負責，才是公德范疇。公德是法律基礎。某些專家，理直氣壯宣布：股市法律，已很健全！但是他們不懂公德是法律的基礎。這些專家教授或“海歸派”，給社會帶來很多“知識混亂”！
股市若對損害公眾社會利益缺乏“公德底線”，所謂法律，必然處處打折扣！
面對制造混亂觀念，還說自己偉大的王八蛋，我無法適應，只好辭職！
最后我要說：請股市領導們放心，我雖然將從股市辭職了，但我會繼續(xù)關心股市。不僅因為還有只剩兩成股價的股票放在那里，更因為我“想干點別的”。
我向股市辭職，是不想再“熱心炒股”。
我知道，股市有種迷人的吸引力，藥物界把它叫做“毒性”。股市毒性對不同股民，有不同的作用。
我向股市辭職，是想說：股市毒性，不要以為你無法戒除，我偏要試試看！我能戒酒，能戒煙，不信戒不了“炒股毒癮”！
此致敬禮。
一位曾迷戀股市的老股民平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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